Laurie A. Baker-Malungu女士在美國取得語言教師的專業資格。她曾在美國、廣西、台灣和澳門等地從事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和成人教育的英語教學工作，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在亞洲生活十五年間，她曾教授不同年齡和背景的學生。她於1989年首次踏足澳門，並於1993年起與家人一起定居澳門。Baker-Malungu女士曾參與本澳多間學校的英語教學計劃，開發過本地化多媒體英語教材，也曾擔任教育暨青年局與本地高等院校舉辦的多項英語教師培訓課程的導師。她目前正在進修語言學習領域的博士學位。

　問：當初是甚麼把您從美國吸引到亞洲？
　答：其實我一向對亞洲的文化很感興趣。我以前十分喜愛亞洲的文學名著，曾打算將來進修文學比較研究。故對文學背後的文化有濃厚的興趣。當初我打算來亞洲工作六個月，結果一直留到現在，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很喜歡亞洲學生認真刻苦的學習態度。

　問：您曾在美國教當地學生學英語，也在亞洲教過亞裔學生學英語。相比之下，教亞裔學生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答：若要成為一名成功的外語學習者，最重要是我們能提供或重現他學習母語時所遇到的情景。不論是哪一種語言，所有人都經歷相同的學習語言過程，不論在哪一個國家，受哪一種文化影響，所有小孩到了兩歲的時候都能學會自己的母語。他們不需要翻譯，也不需要教師；他們所需要的是與環境的互動，他們明白一定要學好語言才能成為環境的一份子，這裡環境所指的是小時候的家庭，到長大一點的時候就是身邊的人，包括朋友和社會上遇到的人。所以對於學習外語的人來說，最大的困難是如何創造一個學習外語的文化和社區。

　問：您對在澳門的英語教與學的整體印象是甚麼？
　答：我認為澳門的語言教與學充滿機遇。年青人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想法，也能從互聯網上取得大量的資訊。
　我認為目前成功的語言學習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教師的態度 —— 一些教師認為學生無法學到流利的外語。學生身邊的人也大都不相信他們能成功地學會外語。結果教師形成了對學生較低的期望。
　因此我建議若要在語言教學方面取得成功，我們首要的任務是提升教師對學生的期望和自信心。我們要確信學生能學好外語，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種次要的語言。

　問：您認為澳門學生的整體英語水平有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答：總的來說，我認為相當一部分學生的英語水平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澳門絕大部分學生從幼稚園就開始學英語，一直學到中六畢業，一共學了十五年英語，而大部分學校的課程中每天至少要上一節英語。但有些學生學了十五年英語以後還是不會說一些基本的句子。

　問：那麼，造成整體水平偏低的原因是甚麼？
　答：我們的教材都是香港來的。我明白澳門是一個彈丸之地，出版商可能不願意為這樣一個小地方生產教材。但若只用香港教材，我們的學生只會學到一些平時不會在身邊出現的關於香港景物的生字，這些教科書中的圖片也都是在香港拍的，有些課文教學生怎樣去乘電車或地鐵，而澳門學生根本沒有這方面的生活經驗。語言就是經驗，如果學生認為語言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他們就會發現學習的重要性，並會努力去把它學好。我們所用的教材往往以生字為主，而這些生字往往與生活的關係並不緊密。此外，由於我們往往花大量的時間發展學生的拼字技能和教學生學會大量的生字，形成了只著重生字本身，忽略了用生字與人進行溝通。很多高中生都能掌握很多生字，但不一定懂得活學活用。
　學外語的其中一個誤區是過分重視生字本身，因而忽略了生字本身的意義。把生字轉化成概念，並把生字有意義地放在句子之中，生字才會變得有意思。如果學生每天起碼花一半的上課時間去學怎樣去拼寫20個新生字，就沒有多少時間去把這些字與他們腦海中以中文或其他母語所儲存的影像聯繫起來。
　每一個生字在我們的腦海中都存有一幅影像。例如當我們學英語生字table，對於大部分學生來說，桌子這個影像已經與中文詞彙桌子聯繫在一起，已牢牢地印在腦海之中。但如果看不見與這些生字相關的影像，他們只能看到這些生字所呈現的符號，然後根據與它們所代表的中文字提取腦海中關於這個生字的影像。我希望教師能把教生字的過程變得更生活化，如果學生看到一幅影像，他們不必再經過這個對應的過程，這個物件可以與某一個英文生字直接聯繫起來，不論是用英文還是中文來稱呼一件東西，這個物件本身仍然是一樣的。當學生上英語課的時候學一個生字，如果他們能知道生字本身的意義，生字所代表的影像或動作，或者是能親身體驗生字所代表的經歷，這樣一來，生字就會直接與他們腦海中的影像記憶連繫在一起。但如果我們只死記硬背地把生字灌給學生，他們沒法發現這些字母與生活之間的關係。

　問：您的意見很好。但很多教師要在班級人數較多的環境下完成很多教學內容，他們怎麼會還有時間讓學生慢慢去體驗每一個生字的意思？
　答：人數較多的班級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形成語言社區，我們要知道如何有效地利用語言社區。而一般上課的教師在班級中用傳統的方法，可以很快地完成課程指定的教學內容，但這樣的教學模式，學生的參與程度並不高，只是被動地接受訊息，如果教師用一半的時間翻譯和解釋教學內容，學生實際上只用一半時間學習。傳統的教學模式主要是教師在講、學生在聽，雖然學生能發展他們聽的能力，但若教師把一半的時間用在翻譯和解釋上，他們聽外語的時間也會減半。如果他們聽到的只是一些單詞，學生並沒法真正理解這些單詞，也沒法將這些字轉化成為長期記憶。50人的班級用傳統的方法進行教學，我們會發現很多學生都不會去注意及聆聽教師講英語，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英語句子遲早都會被教師翻譯成中文，故不會花那麼多的精神聽教師講英語。
　在大班級的學習社區中，不能只靠1對50的單向溝通，社區成員之間的溝通更加重要。如果50名學生都只能回答老師的提問，那麼一節40分鐘的課堂，沒有多少學生有發言的機會，即使是有集誦的機會，這種集體的朗讀也不是自然的語言表達方式，教師需要下放一點控制權，教會學生如何彼此互相溝通；如果把學生分成10個每組5人的小組，安排一些有意義的活動，教師就可以讓學生在小組中互相溝通，並在討論的過程中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學生有更多時間互相聆聽、討論和合作完成教師佈置的任務；教師有機會聽到所有學生的講話。這些都是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沒法做到的。

　問：還有其他的方法能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嗎？
　答：在讀、寫和聽之餘，可以適當地增加學生講英語的機會，但我認為我們也應該教學生如何去提問。不論是哪一個國家的人，當你回想起兩歲小孩學語言的情景，你會想起他差不多每隔一句就在問：為甚麼？甚麼？在哪裡？甚麼時候？對語言學習者來說，提問極為重要，因為會提問的人不必去等待別人去教他一些東西，他們早就已經在有需要的時候把問題提出來了。這些終身學習技能並不只適用於課堂教學，它在課堂以外也同樣適用，所以我認為提問技巧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能力，而如何將這些能力統整在一起也是十分重要的。

　問：假如有一天您擔任某一間學校的英語科主任，您會作出哪些改革以提升英語的教與學？
　答：第一件事可能是取消在班級中進行翻譯。這樣，首先要有充足的輔助教學資源，教師不可能只靠一枝粉筆就能令學生理解他所說的話，因此教師在課堂中需要有足夠的教具來支援他們的教學，這樣便形成一個適合發展英語能力的環境。語言的主要用途是能把你的文化特色和你的獨特觀點告訴別人，所以學生學某一種語言的時候，就要盡量創造條件讓他們多用這種語言。建立語言社區是最基本的，使學生知道當某一位教師走進教室的時候，所有人都必須說英語，當我在走廊碰見這位教師，我也要和他說英語，這樣語言社區就可以延伸到課室以外。
　第二件事，是我希望教師能多用小組教學，多組織一些學生一起解決問題和協作的小組活動。對於個人來說，語言是沒有意義的，語言要在群體生活中才有意義。因此我們要令教室變得更生活化，不單是老師講英語，連學生之間的溝通和討論也要用英語，這樣學外語才會更有效，學生有更多機會練習外語。
　目前我們單靠紙筆測驗評估學生，我認為這並不能全面反映學生的能力。如果語言是由讀、聽、寫、講、提問、協作溝通等方面組成，我們的考試不應該只片面地去評估其中幾項能力，我們的評估需要不斷改善，以便能更全面地反映學生的學習能力。
傳統的教學體系有很多優點，我並不是要把它全盤否定，但是如果要持續發展的話，我們在教學法上就要取得平衡。

　問：澳門學校的英語科課時基本上是合適，還是太多或太少？
　答：我們首先要訂下清晰的目標，到底我們是不是要把學生培養成雙語人才。如果我們認定了學生需要學好一種語言，課時是很重要的，語言是可以同步發展的。一位中國的小朋友三歲進幼稚園，他的廣東話能力剛開始發展，如果在這個階段，我們在他發展母語的時候同時發展他的第二、第三、甚至是第四語言，各種語言之間的發展並不會存有很大的落差，學生是有可能被培養成為雙語或三語人才的。我們可以看看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剛起步的時候，新加坡並沒有一個很好的英語環境，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新加坡教育當局要把學生培養成雙語人才的堅定決心，並有策略地為他們改善學習語言的環境。

　問：最後，您對澳門英語教與學的願景是甚麼？
　答：我的願景是澳門的畢業生能掌握多一種語言，能把澳門的獨特文化介紹給世界其他地方，讓他們能成為澳門獨特文化的大使，我相信是可以實現的。
我認為世界每一個地方的教育制度都有優劣之處，這並不只是體現在外語教學上，而是繼承了教育制度的特性。不論是在台灣、廣西還是澳門，課堂教學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以傳統的教學方式為主導，我並不認為傳統的教學方式是錯的，我認為我們應該在傳統教學重視知識準確度的基礎上，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和空間，讓他們多講外語，多些與人協作，多些思考，多學些解難能力等等，只有持續地發展，澳門的語言教學才能不斷進步。